1973年4月12日，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盛大的宴會，歡迎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，許多外國記者在現場進行了報道。

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這場宴會的主角竟然不是西哈努克親王，而是在一個并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，坐著的一位身材矮小的老人。

這個人不是別人，正是已經很久沒有在公眾視野中露面的鄧公。

這一年，鄧公已經69歲，從江西歸來，他的容顏比以往蒼老了許多，但眼神卻更加堅定，因為總理患上了膀胱癌，他即將接過領導國務院的重擔。

讓鄧公復出，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，是主席晚年做出的重要決定之一。

鄧公早年曾留學法國和蘇聯，對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情況有所了解，這對他投身中國的革命事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

1932年，鄧公在江西中央蘇區時，便因為支持主席的理論和路線而受到沖擊，被人污蔑。

1938年，鄧公講過一句話：「 一切都是辯證的，一切都是發展變化的。」

主席對這句話十分欣賞，認為鄧公抓住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，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引用這句話。

抗日戰爭期間，鄧公擔任八路軍129師政治委員，開始與劉伯承搭檔，到了解放戰爭時期，第二野戰軍劉鄧大軍的威名響徹全國，鄧公展現出了優秀的軍事指揮才能。

新中國成立之時，西南地區尚未解放，連蔣介石本人都還停留在成都。劉鄧二人接受中央重托，揮師大西南，解放了云貴川等省份。

此后，鄧公坐鎮重慶，全面領導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工作，展現出了卓越的政治工作能力。

正是因為鄧公能文能武，軍政皆優，主席才對他作出了那句著名的評價：「 上馬擊狂胡，下馬草軍書。」

其實，主席很早就注意到了鄧公，認為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帥才，而且他相對于其他開國元勛來說比較年輕，所以曾有意將他當作接班人來培養。

1956年中共八大時，主席提議設立中共中央書記處，由鄧公擔任總書記。

鄧公對于這個職務感到誠惶誠恐，他覺得自己資歷太淺，工作起來不會那麼順利。

考慮到鄧公的擔憂，主席在會上為他講話道：「 讓他做總書記，他說不順，我可以宣傳宣傳，大家如果都贊成，就順了。我看他這個人比較公道，比較有才干，比較能辦事，是個厚道人，使人不那麼怕。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，他說不行，我看行。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，我觀察是比較順的。」

在主席的大力舉薦下，鄧公總書記一職順利通過，也是在這次會議上，他一舉成為中共中央六大常委之一，進入了中共領袖的決策層，名字排在了很多年齡比他大、資歷比他深的同志前面。

1957年，主席對赫魯曉夫介紹鄧公時說：「 你看到那邊那個小個子了嗎？他非常聰明，有遠大的前程。這個人既有原則性，又有靈活性，是難得的人才。」

1959年4月，主席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提議由他掛正帥，鄧公掛副帥，還當著眾人的面對鄧公說：「 你掛帥了，一朝權在手，就把令來行，你敢不敢呀？你是書記處的總書記，也是常委的總書記，也是政治局的總書記，也是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。」

從主席的這種種言行來看，雖然他沒有正式提出讓鄧公當他的接班人，但至少可以看出，他非常欣賞鄧公的能力，并且有意將他往「帥」的位置上推，培養他的大局觀。

然而，歷史的道路從來都不是筆直的，前進的道路往往充滿曲折和坎坷，主席與鄧公也概莫能外。

就在鄧公放開手腳施展他的智慧和能力之時，主席發動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運動。

當時，鄧公對于主席的思路顯得力不從心，他總是掛念著國民經濟，在思想上卻跟不上主席的步伐，兩人的步調越來越不一致。

鄧公似乎出現了一些問題，走錯了路，這讓主席感到十分不滿甚至失望。

1966年，主席無意間向身邊的工作人員抱怨鄧公說：「 他不知道怎麼回事，每次開會都離得我遠遠的，好像避之不及似的，我這個人吧，耳朵聾也聽不見。從1959年起，這麼多年以來，他就沒主動找過我。」

這話後來傳到了鄧公耳中，他靜下心來反思，承認他與主席之間在關系上出現了疏遠，已經很久沒有進行過坦誠的交流和溝通，無論是在工作上還是生活上都出現了心理障礙。

在一些重大問題上，鄧公和主席的意見有分歧，但他們又沒有及時地進行共同探討，丟掉了革命戰爭年代戰友之間的親密合作、默契信任的優良傳統，導致二人之間的裂隙越來越大。

鄧公進行了深刻的反省，他認為是自己在工作中向主席的直接匯報太少了，為了修復與主席的關系，他頻繁地給主席寫信，還多次請求同毛主席見面。遺憾的是，在一些人刻意的阻撓之下，鄧公一直沒有獲得與主席面談的機會。

在轟轟烈烈的運動中，鄧公 受到錯誤的批判和斗爭，失去了一切職務。

幸運的是，鄧公寫給主席的那些信，雖然大多都沒有得到回復和指示，但也起到了很大的積極作用，讓主席對他這位曾經出生入死的同志戰友保留了一定程度的信任，提議保留下他的黨籍。

鄧公感到十分欣慰，只要能保留黨籍，繼續留在黨內，他的問題就有可能得到解決。

1969年，鄧公被 下放到江西省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勞動，遠離北京，遠離政治旋渦，讓他有了足夠的時間重新審視自己的革命生涯。

1971年9月，「九一三」事件給主席造成了重大打擊，他很難接受這個現實，大病了一場，身體每況愈下，明顯地衰老了。

1972年1月10日，主席在參加陳毅追悼會時說：「 陳毅是個好同志，他生前曾和我有過好幾次爭論，但那沒有關系，那是我們同志之間的爭論。」

從表面上看，主席這好像是對陳毅個人的評價，但實際上卻是對革命老同志們做出的最客觀公正的評價，這以后人們就可以借用同樣的話來評價一大批還健在的老同志。

在這個思想的指導下，一些老干部就可以得到解放，出來工作。

在陳毅的追悼會上，主席還主動提到了鄧公，說他的問題屬于人民內部矛盾。

主席的這番話，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，對老干部們無疑是釋放出了一個非常積極的信號。

總理敏銳地捕捉到這個信號，暗中囑咐陳毅的家人將主席對鄧公的評價散播出去，為鄧公的復出造勢。

主席的話很快傳到正在江西勞動改造的鄧公耳中，給了他莫大的安慰與欣喜，他意識到自己的問題終于迎來了解決的契機，便提筆給主席寫信，表示愿意為黨、為國家、為人民再做些工作。

1972年8月14日，主席在鄧公的來信上做了批示：

一，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，即鄧、毛、謝、古四個罪人之一。整他的材料是兩條路線，六大以來兩本書。

二，他沒有歷史問題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。

三，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，有戰功。

除此以外，進城以后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，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，他沒有屈服于蘇修。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，現在再說一遍。

主席的心情比較矛盾，他既肯定了鄧公的歷史功績，但也不愿意輕易摘除特殊年代里對鄧公的錯誤結論，還是加上了一些「所犯錯誤嚴重」等這類的話語。

盡管如此，從這些批語中能夠看出，主席已經默許了鄧公復出，至于具體的安排事宜，就要看總理的政治藝術了。

第二天，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主席的批語，但并沒有提出為鄧公安排工作，畢竟主席的話并沒有說得太過明白，還需要循序漸進。

總理通知江西省委，允許鄧公外出做一些調查訪問，讓他的生活環境變得寬松一些。

這件事過去了三四個月，關于鄧公復出的事卻不見下文，因為總理此時也遭受了很大的沖擊，他疲于應付一波又一波蜂擁而來的浪潮，不得不暫時按下此事。

1972年12月，主席同意了讓譚震林回來工作，總理立即抓住機會，向中央提出鄧公也要求再為人民做點工作，應該適當考慮。

1973年2月，在總理的精心安排下，鄧公從江西回到了北京，結束了長達三年多的勞動生活。

3月9日，總理把中央關于恢復鄧公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報告呈送給主席，請他做最后的定奪。主席審閱以后，大筆一揮，寫下同意二字。

3月11日，中共中央發出文件，正式恢復鄧公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。

3月29日，在總理的陪同下，鄧公到中南海見到了闊別六年的主席，主席緊緊握著他的手說：「 以后努力工作，多保重身體。」

鄧公十分激動，雖然他遭受了不公正的對待，但對于主席，他的心中始終充滿崇拜和敬重。

在正式交談開始以后，主席問鄧公：「 這些年你是怎麼過來的？」

鄧公略一沉吟，回答道：「 等待！」

之后，兩人就國內許多大事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討，彼此之間重新建立起溝通的紐帶，曾經失去的信任也在慢慢恢復。

8月，在中共十大上，鄧公進入了中央委員會，但沒有進入中央政治局，更沒有恢復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職務。這是因為主席對鄧公還是有所保留，需要再觀察他一番。

11月，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，鄧公的發言終于讓主席下定決心，要委以重任。

鄧公當時重點講了怎樣看待國際戰略形勢的問題，他分析了當前的國際戰略態勢，分析了中美、中蘇、美蘇之間錯綜復雜的戰略關系，講到看待國際關系和國與國關系，不能憑一次談判和某一句話來進行判斷，關鍵要看大的形勢。

鄧公說：「 目前來看，要講打仗，大家都還沒有準備好，尤其是美蘇兩家自己沒有準備好。但是，如果真打起仗來也不可怕，以前用小米加步槍我們打敗了日本侵略者，今天就是用小米加步槍，我們還是能夠打贏。」

鄧公這番發言都是從國際戰略角度來分析形勢的，他的眼光比起其他人來說的確高出了一大截。

主席得知鄧公的講話以后，覺得很對自己的心思，有種英雄惺惺相惜之感。

高興之余，主席向身邊人打聽，誰知道鄧公的住處，他要馬上把鄧公找來好好暢談一番。由于當時已是深夜，在大家的一番勸說之下，主席這才作罷。

12月，在政治局會議上，主席提議鄧公出任政治局委員、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。

在這次會議上，主席說：「 政治局要議政，軍委要議軍，不僅要議軍，還要議政。現在，我請了個軍師。發個通知，當政治局委員、軍委委員。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，東南西北中，我想政治局添個秘書長吧，你不要這個名義，那就當個參謀長吧！」

幾天以后，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，主席又說：「 我們現在請了一個參謀長，他呢，有些人怕他，但他辦事比較果斷。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。你們的老上司，我請回來了。政治局請回來了，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。」

向大家介紹完以后，主席又轉頭對鄧公說：「 你呢，人家有點怕你，我送你兩句話，柔中有剛，綿里藏針，外面和氣一些，內部是鋼鐵公司。過去的缺點慢慢改一改吧！」

主席這番話，與其說是批評，不如說是贊許，在他自己年歲增長精力下降，而總理又身患絕癥的情況下，中央十分需要鄧公這樣精力充沛又成熟老練的政治家，可以讓他肩負重任，排除萬難，領導中國人民邁進下一個新時代。

主席對鄧公寄予厚望，希望他能成長為中國將來的重要領導人。為了提高鄧公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威望，也為了讓他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愛戴，主席做出一個重要的決定，讓鄧公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，出席第6屆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。

1974年4月6日上午，鄧公率領代表團離開北京，赴紐約參加會議，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自到首都機場為他送行。

鄧公了解總理的作息規律，上午本來是他的休息時間，此刻他卻不顧不斷惡化的病情，親自來到機場送行，是用實際行動來支持自己的工作，希望自己能旗開得勝，在國際舞台上贏得聲譽和威望。

想到此處，性格向來沉穩內斂，不輕易流露感情的鄧公眼眶竟然有些濕潤，他看著總理蒼老憔悴的臉龐，握著他瘦弱干枯的雙手，一時間說不出話來。

4月10日，鄧公在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上發言，首次向全世界人民闡述了主席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，以及中國政府對外的政策方針。

長達數小時的講話，讓會議現場為之震動不已，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鄧公這位東方小個子，意識到中國未來十年或二十年的命運很可能將由他來主宰。

鄧公這次出席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，為中國在國際政治舞台贏得了廣泛的聲譽，他本人的國際影響力也得到巨大提升，外國人將他視作周總理最好的接班人。

國內也是一樣，鄧公在中國人民心中的影響和威信又重新樹立起來，在主席心中的分量也逐漸加重。

10月4日，由于總理的病情日益加重，已經入院治療數月有余，主席提議鄧公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，主持國務院工作。

12月底，總理抱病離開醫院，飛赴長沙，與主席商量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，確保鄧公的職務和地位。

主席對鄧公做了一個概括性的評價：「 政治思想強，人才難得。」

1975年1月5日，鄧公就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。

1月8日至10日，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召開，鄧公被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、中央政治局常委。

鄧公的職務一升再升，黨政軍大權集于一身，比1966年以前的職務更多更高，可見主席對他是多麼信任和重用。

1975年，鄧公真正開始大展身手，他按照主席要安定團結、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精神，在嚴重的混亂局面中，大刀闊斧地對各行各業進行了整頓，并在短期內取得了顯著的成效。

然而，隨著整頓的深入，就不得不觸碰到這場運動中的錯誤，而這場運動又是主席親自領導和發動的，他無法坐視鄧公肆無忌憚地整頓，兩人之間的矛盾再度被激化。

就這樣，鄧公又一次迎來了人生低谷。

雖然鄧公領導的整頓不到一年，但他做出來的不凡業績，大大贏得了黨心、軍心、民心，為他贏得了廣泛的群眾基礎，也為他第三次復出并順利成為第二代領導核心鋪平了道路。

主席慧眼識英雄，他沒有看錯鄧公，當古稀之年的鄧公再度站上中國的政治舞台時，他讓全國人民大開眼界，也讓全世界人民對他刮目相看。

鄧公領導中國人民沖破了舊的、封建的藩籬，沖破了僵化的、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，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，大膽地改革開放，走出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。

鄧公一生三落三起，堪稱傳奇，在被問到為什麼每次被打倒以后都還能再度被委以重任時，他多次提到了主席對他的信任和保護。

每一次處理鄧公的問題時，主席都有所保留，他始終認為鄧公有非凡的眼光和才能，是不可多得的帥才，是他之后的黨和國家重要的領導人。

人們在稱贊鄧公的時候，不由得會想起主席當初的那句話：「 這個人有遠大的前程。」

事實證明，主席的確目光深遠，鄧公的確前程遠大。